阿片类药物的滥用是医疗健康行业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据估计，这场危机仅在美国，每年就会带来约63000人的死亡，经济损失高达一万三千亿美元。面对这一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全球业内规模最大的贸易组织BIO（生物技术创新组织）成立了一个阿片类药物特别行动部门，期望诸多大型药企与初创新锐的掌门人能促进科学创新、开发新型的非阿片类止疼药，打赢这场与成瘾性药物的战争。

最近，我们对这个特别部门的负责人Jeremy Levin博士进行了独家专访。Levin博士是全球医药与生物行业的知名高管。他曾是百时美施贵宝（BMS）执行管理团队的一员，其设计推出的“String of Pearls”战略极大推进了BMS在免疫肿瘤疗法领域的发展；他也曾出任Teva Pharmaceutical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一职。目前，Levin博士担任纽约Ovid Therapeutics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专注于解决神经疾病带来的挑战。他同时也是Lundbeck、Biocon、以及BIO等机构的董事会成员。

Q：Levin博士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BIO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行业组织之一，专门设立的阿片类药物特别行动部门也体现了BIO对这一类药物的重视。作为负责人，您能先和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这个部门吗？

Jeremy Levin博士：也感谢药明康德提供的分享机会。我们这个部门致力于通过创新手段来解决阿片类药物带来的危机，快速推进切实可行的政策与项目。这个部门到现在已经运作8个多月了，已经完成了初步政策措施的制定，目前我们正在规划具体想法和潜在的计划。

▲BI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im Greenwood先生在2018年药明康德全球论坛的欢迎辞中提到，合作是当下的主旋律

这个部门由许多重量级的成员组成，其中包括BI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im Greenwood先生、BIO的管理层与董事会、以及BIO的员工。此外，30多家医药企业的CEO也加入到这个部门，他们来自辉瑞、默沙东、Biogen、Allergan、礼来、Shire、Celgene、艾伯维、Vertex、Flexion、再生元、Alnylam等公司。值得一提的是，BIO员工的工作非常积极，也得到了国会、FDA、以及NIH的好评。

Q：阿片类药物的滥用是目前全球一大公共健康危机，它是怎么起源的？

Jeremy Levin博士：阿片类药物的流行，有着很多因素，相当复杂。追溯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历史，都可以看到阿片类的成瘾现象。在19世纪的中国，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造成了长达数十年的影响。在19世纪的美国，鸦片在美国也是合法的，传播非常广泛。一名叫做Thor Benson的记者曾这样描述美国的鸦片史。他说在1895年，拜耳合成了一种叫做海洛因的药物，并在3年后上市。海洛因当时是一款药物的商标名，而不是毒品的代称。由于许多人在美国内战期间和之后对吗啡上瘾，海洛因最初是作为止疼剂使用，帮助人们戒除吗啡上瘾的。直到1924年“海洛因法案”出台，海洛因才被禁止用于娱乐或医疗用途。但这打开了阿片类药物与其衍生物非法流入美国的大门。在二战后，尤其是在越战之后，大量阿片类药物流入美国。

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事情发生了改变。在此期间，一些公司发现了某些阿片类衍生物在缓解疼痛方面的益处，并开始生产止疼药。这些药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原本并没有成瘾行为的患者，却会对这些止疼药上瘾。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大量患者越来越依赖这类药物。

10多年前，医药公司才意识到这一现象，随即快速开始对阿片类药物进行控制。但当时，已经有许多在医疗上有需求的患者渴望获得阿片类药物。参与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们良莠不齐，大部分为了给患者找到更好的药物，但有一小部分人却在寻找更具上瘾性的药。

发现这一问题后，医药产业启动了新的策略来预防成瘾类药物的滥用。但不幸的是，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非法形式的药物供应。如今的这场危机成因复杂，但在很大程度上，非法药品（毒品）的供应是这场危机持续和增长的主要原因。

Q：感谢您的科普。我们看到在阿片类止疼药替代品的开发上，进展还不够快。这是为什么？

Jeremy Levin博士：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一点：阿片类药物在治疗某些类型的疼痛上非常有效，医生们在接受培训时也已经习惯给患者开这些药物。尽管不少出色的研究表明阿片类药物能够、而且应该被取代，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案例。只有对医生进行相关的培训，它的使用量才会急剧下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业界，研发速度缓慢的原因在于缺少风险投资、缺少研发管线、缺少简单的上市途径。从历史数据上看，止疼药研发的效率很低，想要开发非阿片类的止疼产品，我们的能力还非常不足。在所有药物中，一款新药的获批率大约在10%，而非阿片类止疼药的获批率要低上5倍。也就是说，只有2%的非阿片类止疼药能最终进入市场，这是个很糟糕的纪录。因此，行业对这一领域的投资非常少，只占所有风投基金的3.6%，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私人投资更是极低。

投资的滞后带来了研发的滞后。从规模上看，在过去10年里，用于止疼药研发的风投金额比癌症研发金额要少上17倍。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过去10年里，只有两款新型止痛药正在开发中。

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大量的廉价、非法的阿片类药物，使得整个局面非常难以改变。只有当产业界、学术界、风投机构、医学教育、监管机构、以及法务机构这些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发生改变时，开发阿片类止疼药替代品的效率才能有效提升。

可喜的是，自从美国FDA新任局长Scott Gottlieb博士上任以来，FDA在推动新型止疼药上市上已经采取了重大改革措施，这也带来了全新的研发兴趣。随着资金流入NIH，我们开始看到这个领域内正在诞生更多的创新。

Q：为了鼓励开发非成瘾性的止疼药，您是否认为应当对公司采取更多的激励措施？

Jeremy Levin博士：我认为与其说这是个激励的问题，不如说是如何明确获准上市路线、研究如何产生硕果的问题。BIO的做法是代表创新产业，尽力找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我们是一个专注创新的行业，能通过改变立法和监管来促进创新，解决问题。这必须通过国会、美国FDA、以及NIH来解决。BIO目前正在做这些工作，相关的变化都基于三个基本原则。

首要原则是加深对疼痛和成瘾生物学机理的理解，以促进创新疗法的开发，同时确保现有疗法得到恰当、优化的使用。在一些情况下，我们能有效地使用阿片类药物，让患者用上新型的非成瘾性疗法。

第二个原则是满足患者需求。我们要确保受疼痛困扰、或是受成瘾困扰的患者能在正确的时间接受正确的治疗，而不用被污名化。这些患者不该承受额外的负担，也不该在寻求帮助时隐瞒自己对药物的上瘾。我们需要对这些患者优先提供支持与治疗，也需要用创新思维确保患者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对立法提出了相关建议。

第三个原则是确保我们继续促进创新疗法的研发，以有效治疗疼痛、防止阿片类药物成瘾、并防止药物滥用。我们也已采取一些方法，推荐相关立法，鼓励FDA提供资金，并对这些药物采取监管措施。这三大原则是BIO作为一个整体应对这场危机的举措。

Q：在您看来，未来阿片类药物在慢性疼痛治疗领域是否会有一席之地？还是说它们会被淘汰出局？

Jeremy Levin博士：阿片类药物在人类的药典里已经存在了至少2000年，不大可能被彻底移除。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医生的角度看，一些阿片类药物在医疗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们需要在高度可控的环境下，对高度特异的适应症开出处方。我们也要确保在有替代品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用上这些替代品。所以我认为彻底移除阿片类药物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实际上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的医疗实践和处方框架，以确保这些药物以正确的方式得到使用。

Q：您如何看待非阿片类药物在未来5到10年的发展？

Jeremy Levin博士：我们需要改变非阿片类药物的开发。根据BIO收集的数据，现今只有15个非阿片类药物项目正在进行临床研究。在125种位于研发管线的疼痛药物中，95种是再配方药物。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疼痛是复杂的，涉及许多不同的通路，因此提高对疼痛和成瘾性的基本理解是我们战略的关键部分。一旦我们开始激励研究，开发项目将随之而来。

在针对新型靶点的止痛药管线中：大约有20种专门用于疼痛治疗；其中有一些涉及大麻素影响的机制；另外一些则涉及脂肪酸、硝酸、趋化因子、皮质激素受体、以及IL-10受体。目前的研究大约囊括有26种不同的机制，我们需要确保这片研究的沃土得到充分开发。展望未来，我希望能确保充足的基础研究经费，并梳理出关键通路和机制。事实上，如果我们希望在解决数百万慢性疼痛患者需求的同时解决阿片类药物的成瘾危机，就需要确保相关的研究稳健而充满活力。

Q：在技术方面，哪些进步可以推动这些研究？

Jeremy Levin博士：这很难说。目前，肿瘤学管线有大约2700种候选药物，这是疼痛领域在研药物总数的10倍以上。考虑到这样的差距，我们行业恐怕连疼痛最佳治疗手段的冰山一角都没探索出来。

我们需要回到基础研究，并不断问自己，如何将我们的想法用于寻找临床研究和早期研究的新靶点。我们需要了解疼痛相关的崭新领域，这包括炎症的进展、免疫学、以及神经传导性。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以应用在基本分子生物学之外的新工具。我预计，我们需要整合大数据分析、基因组分析、以及临床记录，确保对成瘾性、生理学、以及疼痛之间的联系产生更深的理解。

Q：Ovid Therapeutics专注于神经疾病领域，您是否打算让Ovid也进入到创新止疼药的研发？

Jeremy Levin博士：我们目前没有这个计划，这也是我被邀请担任BIO特别行动部门主席的原因。我在这个部门的唯一目的在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危机。

Ovid所专注的是另一个医疗需求未得到满足的领域。在3000万个美国家庭中，有相当多的家庭里有罕见病患者。这些罕见病一共有7000多种，我们关注其中100万个家庭里的100种罕见脑部疾病。相比疼痛领域，我们在罕见脑部疾病的研究上要幸运一些——过去五年里，人们对于这些罕见疾病的研究爆发出巨大的兴趣，因此这些罕见神经系统疾病的研发管线有望日益变得活跃，见到真正的希望。由于在疾病知识上的巨大进步，无论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还是未来在罕见神经疾病领域推动新药的能力，我都感到非常乐观。

Q：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最后我们再聊聊您个人吧。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决定挑战阿片类药物的危机的呢？

Jeremy Levin博士：我想要帮助患者们解决这一悲剧性的健康危机。我认为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系统需要一系列重要的支柱支撑。除了自由选举、言论自由，以及司法独立外，民主国家还需要确保其国民得到保护、得到教育、并保持健康。作为一名心怀社会和产业的人，这些因素激励着我前行。

我是一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但也是一名医生。我相信我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改善我们国家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作为社会的一员，我无法忍受每年夺去63000条人命、破坏患者群体、并给国家造成一万三千亿美元开支的阿片类流行危机。我们的社会正在被这一日益增长的危机所破坏。如果不集中精力直面这一问题，并尽我所能以最好的方式去解决它，那是很不负责任的。

作为一名医生，更作为一名在全球范围内领导大量人员的管理人员，我能做的就是把我过去不同的经验带给创新组织。我相信这些经验可以，也应当被用于解决阿片类药物的流行问题。

一是帮助患者，二是改善社会健康，这两件事激励着我投入这个领域。我相信这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